在过去一百年中，“现代化”始终保持着“先进”与“进步”的核心意义。然而，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选取不同的对象来阐释其对“先进”与“进步”的理解，进而以语言文字表述上的差异来传递现代化观念迁演的信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三次现代化观念转型，皆是如此。
军事的“器物现代化观念”，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生成的现代化观念。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国家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之后，这一现代化观念逐渐向经济的“生产现代化观念”过渡，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现代化观念的第一次转型。经济的现代化观念涉及生产关系的深层变动，需以生产关系的调整来作为行动支撑，社会主义改造便是其付诸实践的产物。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现代化观念的第二次转型，表现为围绕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议题扩充了现代化的“观念群”，将“政治民主”“科学文化”等目标纳入其中，并尝试摆脱西方的解释框架来作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定义，即“小康社会”。“制度理念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念第三次转型的主要内容。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以及以人为本为目标的现代生产理念，在融入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之后，使现代化的建成逻辑变得清晰，即现代化必须建立在生产活动合目的性与合理性相统一的基础之上，最终达到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共存与共同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标志着制度理念现代化成为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念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制度现代化与理念现代化相结合的有机整体，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着眼于推动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在内的全方位国家制度体系走向科学与合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局性优势是其最终价值诉求。“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体系中，从此具备了“国家制度与理念领先”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完成了由器物技术现代化到制度理念现代化的观念转变。
显然，不同的国家与民族对现代化的理解难以趋于一致，各式的现代化观念凝结了不同群体在不同的历史社会环境条件下，对于何为先进、何为落后，以及本国如何能够领先他国的思考与探索。既然如此，人们对于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必然是自由的、多样的。西方长期以来提供的“一般性现代化方案”，并不是后发国家走向先进的唯一途径，也不是“亘古不变”的现代化“一般规律”。同时，解释现代化的话语权亦不可独断。可能在某些时候，碎片化的现代化观念没有来得及加工变成理论形态，但它所蕴含的对现代化的初始理解，却可能成为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思想指引，来用以论证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合理性。长期以来，西方世界掌控着对“现代化”的解释权，无论是经典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后现代理论还是世界理论等，皆无法摆脱解释现代化的西方视域，预设了“资本主义中心论”的前提。但事实上，现代化的解释路径应该是“一元多线”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足以证明社会主义有能力亦有资格来诠释何谓“现代化”。此外，观念始终是“思想碎片”，缺乏系统性，需要凝练整合，搭建思想理论的框架，才能转化为大规模改造社会的行动。相对于已经成熟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我们需要对包含中国现代化观念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进行全面的理论总结，建构“中国式的现代化理论”，使之成为冲破西方话语垄断的重要思想武器。
总之，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念的百年演进，揭示了坚持国家现代化道路本土探索的应然性，只有在规避保守主义的同时，开展扎根于中国实际的现代化建设本土探索，丰富对现代化的理解并建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才能最终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百年梦想。